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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模式与路径

来源:政工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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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国企改革出现停滞甚至后退。现在提出的交叉持股、融合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都已经非常明确了。我们需要反思,为什么十年过去了又
十年来,国企改革出现停滞甚至后退。现在提出的交叉持股、融合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都已经非常明确了。我们需要反思,为什么十年过去了又回到了当初的原点上?国企改革为何不尽如人意?王忠明认为,国企改革不单单是推出几个混合所有制企业,而是应该解放思想。

不论是混合所有制还是非混合所有制,重要的一点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有助于培育和发挥企业家精神。例如,位于长沙的中联重科,湖南省国资委持有20%多的股份,而中联重科属于充分竞争的机械设备行业,目前中联重科的股权结构和产权制度没有对企业家精神带来多大激励,很少有人知道这家企业的董事长是谁。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个人素质相当不错,一点都不亚于其他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却由于这种股权安排,无法展现其个人才华,在社会上也鲜为人知,因为他只是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他的言行都要受到许多限制。

柳传志创立的联想,实际上也是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科院持有联想较少的股份,基本不干预联想的生产经营活动,而让柳传志去尽情挥洒豪气和才华,从而赢得了很高的知名度。柳传志创造的价值不是联想的物质财富所能比拟的,他的企业家精神对中国企业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些案例启示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思想状态来体会混合所有制经济,体会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改革。

那么,混合所有制是否存在制度设计不完善,导致操作起来比较难?王忠明认为,技术和操作层面不存在问题,关键是能否进一步解放思想。现在重提混合所有制,是为了给沉闷多年的国企改革揭开一条生路。先走混合所有制,接下来估计走不下去,就可能让民营资本控股或收购。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阶段性的改革成果。真正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是股份制公司或上市公司,这种经济形态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是有持续生命力的。

虽然许多国企已经是上市公司,但集团层面还是国有独资企业,这种格局容易使上市公司成为集团公司的提款机,侵吞股民利益。王忠明主张,国企应该整体上市,分拆上市容易出现企业性格分裂。如果一个国有企业,原来是单一产权,经过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了,那还叫国有企业吗?如果不叫国有企业了,那就没有国有企业的研究对象了。所以,他认为,提出现代产权制度和混合所有制经济,意味着国有企业的终结。

但在当前特定政治体制背景下,保留一定的国有企业,很大程度上不完全出自经济需求,而是社会需求。中央的表述是,除极少数国有独资企业外,其他都要实行股份制了。这样可以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能够让民间资本担当市场经济的风险和责任,最大限度去培育和发挥企业家精神,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推动品牌的转型升级,使品牌进一步国际化。

厘清国企和民企的职责

近几年,“国进民退”颇受诟病,如果保留一定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应该在什么领域发挥作用呢?王忠明指出,十多年来由于国企改革滞后,导致包括央企在内的国有企业无序扩张、无度扩张。实际上,国有企业应该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发挥民营企业难以企及的作用。这就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分工。比如神舟飞船、嫦娥探月等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不可能让民营企业全部来做,最多也就是把一部分零部件生产分解给民营企业,因为这种项目不仅涉及国家安全,而且风险太大、投入太大,民营企业具有逐利本性,不愿做这种高风险的投资,民营企业也没有这样的实力来进行这种探索性的研究。

由此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具有天然的分工,这与混合所有制有一定的矛盾,而混合所有制也不是未来市场经济的唯一格局。在竞争性领域,混合所有制企业可能是主体,在非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将成为一枝独秀。这是由国有企业天然的属性决定的,它更多要承担政治社会责任,远远超过经济利益诉求。民营企业既不能简单地进入到国有企业的领域当中,国有企业更不能轻易地无序扩张到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竞争领域当中。如果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存在公平竞争,那为何指责央企抢“地王”?价高者得啊。所以这不是公平竞争的问题,国企和民企不存在公平竞争,而是各得其所,房地产等竞争性领域本就不该让国企介入。

国有资本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布局和调整,把负面清单列出来,国有企业能进哪些领域,不能进哪些领域,实现有退有进。国有企业数量的减少不代表国有资产的等比例减少,国有企业要集中到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当中去,要集中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上去,要集中到公用事业中去。比如地铁和高铁,政府必须进行投资,但建成后的经营权可以交给民营企业,这样可以避免国有体制的弊端,而民营企业灵活的激励机制可以提高经营效率和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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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国资委一直想学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这在中国行得通吗?王忠明认为,淡马锡模式具有特殊性,什么都做,在新加坡这个弹丸之地,或许这种模式是一种稳定,但能够克隆到中国来吗?中国仅一个中石油就有几百万员工,这么大的企业体量是不适合淡马锡模式的,而且还有就业压力、历史包袱等。如果要学淡马锡的运营模式,实际已经有了,例如国家投资公司。这种框架性的东西已经有了,关键要明确国有资产到底干什么。

国资委刚成立的时候,想实现管人、管事、管资产的统一,实际不可能统一。原来是“九龙治水”,即九个部门管了全国的国有企业,像这种政出多门,国企的效率很难提高。近几年,国企的效率之所以有所提高,是与出资者代表履行职责有一定关系。就好比一片尚未开垦的土地,稍微整饬一下,就能有所收获。经过整饬后是否能长出比其他土地更好的庄稼,那就需要有企业家精神、法人治理结构等要素。只要是国有企业,实现政企分开是不可能的。因为董事长、总经理都是政府任命的,注册资本都是政府的,如果非要政企分开,那就侵害了所有者权益。

要廓清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职能定位,不应该只是为了增加社会财富。如果形容一个国有企业领导人是“爱厂如家”,那说明这位国企领导的境界相当高;如果把这句话放在民营企业家身上,那就是笑话,丝毫起不到激励作用。对于创业者来说,企业本身就是他的家,甚至是生命之维系。所以,这样的关切度所呈现出的差异,把国企和民企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去竞争,谁赢谁输,一目了然。

柳传志本来把联想交班给杨元庆了,出现危机的时候,他依然挺身而出,并说了一句狠话“联想是我的命”。国企领导则不一样,能全身而退,则高枕无忧。

市场竞争是一种权利

过去,大量民营资本曾被招商进入煤炭领域,粗放式开采不仅造成许多生产安全事故,而且还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后来这些小煤矿被强制关停,接着又被国有企业收购了。在王忠明看来,小煤矿安全事故频发,与当地政府监管不严有关。既然让民营企业开采煤矿,那就要检查它们的资质,设置一定的门槛,不是什么民营企业都可以介入采掘领域。民营企业既能够“把好事做尽”,也能够“把坏事做绝”。现在许多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的事情主要发生在民营企业,例如毒牛奶、毒大米、毒韭菜、毒胶囊等。如何从有毒社会转变为有情和有序社会,很重要的任务是引导和教育广大民营企业遵纪守法和提高社会责任感。而国有企业在这方面相对规范,但贪污腐败现象比较严重。

有关山西煤改,仅仅是一个个案,而非典型代表。能否在积极方向上引起人们的思考:民营企业的投资自由及其相应的权益到底应该怎样得到尊重?不可否认,的确有不少民营煤炭企业为谋私利而忽视生产安全。但是,也有民营煤炭企业的安全措施并不比国有企业差,如果政策是稳定的,民营企业一定会做得更好。以行政手段强令民营煤炭企业退出竞争,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不是“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而是基于血统论的“出身问题”。它弱化了煤炭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已异化为一种权力经济。

当然,民营企业存在一个现象,创始人是这个企业的灵魂人物,如果创始人退下来了或不在了,这个企业的发展好像会面临诸多挑战,甚至难以维系而倒闭。反之,国企则不以领导人的更替而影响企业的发展。对于这个问题,王忠明认为,政府和公众不要对民企抱有慈父爱子之心,也不要杞人忧天,全部交给市场去解决。民企能发展则发展,不能发展则破产,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而且破产对其他创业者和民营企业也是一种失败的样本,起到教训和警示作用。

对于民营企业的接班人,不管是称其为“富二代”,还是“创二代”,都太表面化了。民营企业家让儿子或女儿接班,不能勉强,若儿女有这个能力胜任,皆大欢喜;若没这个能力,家族制必然行不通,那就应该找职业经理人,这是民营企业持续发展的出路。

在中国现有体制下,国企虽然很难倒闭,但领导人的更替对企业造成的“内伤”也是很大的,许多国企常常是换一个新领导就搞一套新做法,有的不仅不继承,甚至全盘推翻。这需要从制度上来防范和规避。

政府的职责是要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让更多民营企业茁壮成长,在竞争和大浪淘沙中,或成为伟大的企业,或自生自灭。因为不可能让所有的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都长成参天大树,这也不符合市场法则。

近几年,创业者觉得创业成本大幅增加了,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市场经济成熟的表现,从产品供给角度看,中国已从短缺经济变成过剩经济了。这预示着过去那种拼体力、拼粗放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对创业者的要求越来越高,现在拼的是智力、智慧和高附加值。这就可以看到中国转型升级的方向。更多人将不再生产产能过剩产品,而应该积极创新,出现乔布斯、比尔·盖茨式的创新人才。在普遍过剩经济的背景下,如果谁能让消费者预约或排队购买其产品,又构筑出一个新的卖方市场,再次出现短缺,那中国将是什么样的面貌?这虽然需要一个过程,但迟早会来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许多国企职工下岗了,丢掉了国企身份。面对这轮国企改革,王忠明建议年轻人还是离开国企。因为今天最光荣的事情就是创业,80后、90后年轻人应该去创业,不要因为国企的稳定而浪费大好青春年华。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财政负担太重了,国有企业普遍亏损,国民经济都快拖垮了,不改不行了。当时,朱镕基总理的强势政府发挥了作用,力挽狂澜。今天的国企改革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大不一样,国企最困难的日子都过去了,今天的国企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愿意改革的。

期待案例创新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等国家领导人频频考察民营企业,并会见民营企业家,倾听民营企业家的呼声,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对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进行了强调,这是否意味着民营经济的春天到来了?王忠明表示,这是一定的。当全社会从良知层面关注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时,一方面国民经济会更加有活力,另一方面也会促进民营经济本身健康发展。有时候,舆论导向歪了,也会导致微观主体的行为走歪。如果民营企业做得再好也得不到政府和社会的信任,那它就会破罐子破摔从而偏离轨道。

正确的政策导向出来以后就会成为一种约束,使民营企业也不得不走正道。中国在民营经济发展方面,不缺少大道理,不缺少中央决策,不缺少所谓的正确措施,例如“非公经济36条”、“民间投资36条”、“中小企业29条”、“小微企业29条”、“民间投资实施细则42条”,这么多政策措施也没有使民营经济呈现活力。

关键还是思想束缚和改革力度不够。十八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要全面深化改革,那是因为中国已经到了再不激发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活力,中国经济就失去增长动力了。这是问题倒逼,非改不可,也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当初“傻子瓜子”年广久若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论断,他就是资本家,手下超过7个雇员就是剥削,应该抓起来。邓小平同志就三个字“不要动”。就这三个字,市场活力被激发,民营经济获得蓬勃发展。以至于当时一大批机关干部以不“下海”经商为落后,从而出现“92派”。今天民营经济当中最活跃的是“92派”,他们带来了中国市场经济的一片新气象。

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胆略、良知和案例创新,一个案例创新胜过“36条”。十八大后的整风反腐以及公务员改革很有可能促使机关干部再次“下海”创业,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庞大的公务员队伍若不进行清理和整肃,公务员作风若不进行彻底扭转,不仅会制约经济发展,而且还会激化社会矛盾。

下一步,如果国有企业改革能跟上,民营企业有用武之地,腾出空间让民众去创业、去创新,同时引导民营企业甩开膀子放心发展,不要小富即安,也不要大富不安,不要去争当“两院”(医院和法院)院士。照这样下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就会欣欣向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遥不可及。

那么,随着国企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民营企业未来转型升级的方向是什么?王忠明认为,随着改革的深化,民营企业面对的竞争将更加严酷。当国有企业逐渐在竞争性领域退出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真正的竞争主体是民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而不是国企,到时候就不会争辩“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了,也不会埋怨国企挤压了民企的生存空间了,只能拼竞争主体的能力和实力,也只有在这种市场环境下,才能看到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民营企业未来的转型升级方向是“下乡、上坡和出海”,即投资现代农业、新型城镇化;加大研发投入,实现创新驱动;走向国际市场,提高国际竞争力。

有研究者把国际金融危机归咎于创新,这是不妥当的,实质是监管不力。我们看到,在传统领域,政府很强势;而在新兴行业,恰恰是民营企业搞得不亦乐乎。面对新技术革命浪潮,政府要善于学习,创新监管方式,做学习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和创新型政府,跟上新经济的步伐。

尽管国家出台了诸多政策措施,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依然未能解决。金融体制改革对混合所有制经济有何影响?王忠明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改革总目标、路线图和时间表,非常令人期待。2014年是让中国人感到改革热潮扑面而来的年份,也是非常关键的一年。现在改革越来越讲究系统性了,金融体制若不进行改革,混合所有制经济很难发展,原有的IPO审核制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一个企业要上市,只要向公众全面准确客观地披露了信息,包括为什么要上市、上市之后能带来什么样的效益、企业的产业发展方向是什么等等,投资者根据企业披露的信息自主判断该公司是否具有投资价值,资本的流动应该是无障碍的。而目前中国企业IPO还必须由发审委通过,而且还限定指标。政府的功能被过度放大了,政府职能部门应该主要抓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范交易行为,加强市场监管。应该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节约上市成本。

改革需要试点,但应避免陷入试点的陷阱。比如民营银行,中国已经有民生银行、浙江泰隆银行,只要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就可以了。为何还要搞民营银行试点?王忠明认为,这恰恰说明政府还没有把权放到位,市场还没有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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